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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仙镇年画的劫后重生

时间:2007-06-14      字体:   

西汉以前,每至春节古人便折剪了桃枝插于门脸。最早的用意纯粹是驱鬼辟邪,后来又觉这不失为一种小有情调的美饰物件,就越发把它当回事了,岁岁过农历年,民间不忘插了翠绿的桃枝,日久成民俗,这便是中国年画门神的“前身”.  

如今中国南方乡村过年时,依旧忘不了贴门神外,用红纸折个倒三角形,与几许绿枝,一并贴了门两侧。这远古的遗俗,现在还在一些地方沿袭着,实在出乎意料。北宋初年,中原人开始琢磨着在木板子上刻画儿,开始大量地“复制”年画,这贴在门脸儿上的纸画儿,便染上了一身商品属性,百业中,添了一门营生。

朱仙镇年画社

木版年画的发源地是宋都开封。靖康二年,金人夺了北宋的江山,迫使年画作坊艺人去了距开封20余公里的朱仙镇。明清期间,朱仙镇民间艺人又把年画的商业化推到极致,镇上从事年画的字号多达300余家,年画不仅是大宗出货,还最终影响到后来的天津杨柳青、山东的潍坊、江苏的桃花坞年画等等。

朱仙镇的木版年画有一个鲜明的艺术特点:画中人物造型,大头小身子,模样可爱至极;用色大胆,红、黄、绿、紫,单看,俗气得一塌糊涂,搭配在一起,却艳得恰到好处。

祖宗留下民俗遗风,好多都丢了,年画却延续着,只是古时普遍使用的木版年画,不流行了,改为机器印刷,量更大了,倒是依然沿用“古法”出品的年画,额外添了份亲切。

一个老人见证了朱仙镇年画起死回生的过程,他便是姚敬堂。

朱仙镇木版年画,从明朝到现在,虽说消长兴衰不是直线走过来的,其间断档只有一次,时间在20世纪中叶。这蛮喜欢人的民间艺术,那个时期被扣上“封资修”的帽子,所有的作坊、东家、艺人一夜间都收了家伙,散了摊。

如果不是17年前,当镇里张罗着拯救濒临灭绝的年画时,镇上还活着11位老艺人,民间还偷偷藏匿着几块刻版的话,这朱仙镇年画能否走到今天的样子,还真难说。

1986年3月25日,是姚敬堂老人记忆犹新的日子,那一天,朱仙镇木版年画社挂牌,也是他作为社长,开始重拾先人文化遗产的起点。

“当年,我算了算,镇上60岁以上的老艺人还有11个,请到年画社的4个,一个刻版的,三位印刷的。就这么先干了起来。”姚老气闲语缓地追述着。

姚敬堂把艺人拢过来之后,想的第二件事情便是淘老版子,因他本人解放前就跟着哥哥在镇上卖年画,大致了解底细:解放前夕,镇上还有门神作坊23家,各家的版子少说也有一二百块。一解放就不让印年画了,东家们眼见大势已去,连版子也无心存留,任伙计们谁想要就拿去,一了百了。如此老版子大多散落民间。

1955年,开封供销社突然愣过神似的,半晌不夜地弄过一次年画,地点就在开封东大街,没多久又不做了,版子也就留下,朱仙镇的艺人又怏怏回家了。打此,很多镇上的艺人再也没有摸过这活计,连提这场事的勇气都没了。那年月谁藏版子,是要游街的。

“都到了1986年了,我跟老艺人说起谁家的版子,他们还吓得直哆嗦。没法子,我只能‘连哄带骗’,先把版子抓到手再说。”关于淘版子,姚老讲述了他的“谋略”。

“我多方打听,从老艺人那里知道谁家有,想法也得踅摸过来。年画社第一块版子是从张义家买到的,张义即张廷旭的父亲。他起初不想献也死活不卖。我只得另想一招。我给老张说,版子还是你的,拿到社里展览中不中,一天给你三毛钱。就这样把版子拿来了。后来,他又找到我说,版子我横竖从这拿不走了,你给点钱吧!记得给了他150元。” 随后艺人张治安“告密”,说龙王庙村的张治来有好几个版子。张治来怕收拾他,愣是不敢承认有。“啥年头了,别怕,出了错我老姚担着还不成。”话到这份儿上,张治来心一横,“给你扒出来,就扒出来”。事隔多年回忆这件事,姚敬堂也没有料到那些版子竟埋在他家的豆地里几十年。给张治来的钱不多,就70元,他不来领,最后还是张治安送去的。

当年,姚敬堂一共找到了53块,有重复的,不重样的有23块。旧版子中明代的有2块,清代的有23块,多数都不管用了,现在都保存在开封县文化局。当年,年画社的作坊就设在赵庄。

说过去

去年,姚敬堂领了电视台的记者去找张治安,到了他家,才知道人已过世两年了。张治安是跟罗同周学的,后来张治安又手把手地教了张廷旭。现在,说起来,一镇之中,能刻板的艺人屈指可数。说起后继无人的事,姚老也是一脸的无奈。也只能说说过去的朱仙镇的盛况,聊以自慰。

那是怎样的盛况呢?在姚敬堂家堂屋沙发上坐定,他开始了讲述:“我小时候,西大街年画店的号幡还满街飘扬哩。”老人说着进了里屋,出来时拿了一份“解放前夕朱仙镇年画作坊”清单,上面扼要地记录着商号、东家、东家原籍以及用工人数等。老人说,咱别的不说,光看那时候商号的用人数,随便挑出一个字号,都是几十号人马。

当年的年画营生好,还体现在庙会上。农历九月初九,镇上依例举行“门神会”。每到这个时候剧团就来了,一唱就是三天不歇,戏班子的酬金,由一镇年画作坊会首张罗着收齐。这门神庙会,热热闹闹唱戏玩耍,只是陪衬,其根本是“打码子”,也即批发年画。颇有些今天的“文艺搭台,经贸唱戏”的味道。因此,九月初九那天,外县外省进货的都来了。三天会时,年画价格压得最低,明清时这会最火,后来就不行了。

庙会没了,如今轮到朱仙镇的年画成了外地庙会的表演节目。今年的郑州庙会,朱仙镇年画研究会的陈华和张廷旭的大儿子去了,主办方管吃管住,两个小伙子现场印画,现场售卖,陈华颇得意地说:“没有想到郑州人真喜欢这东西,不几天卖出两千多张哩。”

张家的年画,听张家的女儿冬丽说:“画不愁卖,门市部老是断货。”据了解,镇上其他字号不一定都卖得很好。

一位民俗专家说:“民间艺术也不敢太商业化,一泛滥,就不那么值钱了。”此话也是,好比洛阳的唐三彩,到了满大街的地摊都是的时候,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不久前,去景德镇看瓷器,也滥到贱卖的份了。

朱仙镇木版年画,依了我的理解,它的字号比不过历史鼎盛期300多家,也没有必要攀比,那时年画没有替代品,大量的复制,太商品化了,反倒不是啥稀罕物件,现在情形变了,正因为少了,才显得弥足珍贵。即使木版年画的诞生地朱仙镇,镇里乡下,大大小小的门上贴着的年画,也一律是胶印的年画,时代变了,木版年画商品属性也变了,它更像一件养性的赏品,也有人称为博物馆艺术。

已经是73岁的姚敬堂不像天津作家冯骥才满中国疾呼奔走要拯救民间艺术,这位老人的视野也许不算开阔,倒是一味把家门口的木版年画依着市场“阴晴圆缺”纯粹商品化。这没什么不好。

当冯骥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扯着大嗓门宣读他的“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工程的庄严声明”时,姚敬堂设在赵庄的年画作坊在忙着赶活。

姚敬堂1993年从年画社退休,便和张廷旭一家办了朱仙镇年画研究会。他只能找张廷旭,老艺人都相继去了。记者每次去朱仙镇采访年画的事,必得先去镇上岳飞庙、关帝庙、年画社门市部扫一眼那里的新货,或直奔赵庄。

只有在赵庄张廷旭家的西屋里,你才可身临其境感受那古老木版年画的工艺流程,领悟民间艺人那份淳朴。

张廷旭的大女儿叫张冬丽,今年才20岁,张的两个儿子大的叫张晨光,小的叫张晨云。听姚敬堂老人说,张廷旭跟父辈学会这木版年画手艺,到了张的娃儿辈,也没刻意手把手地教。

那天,冬丽被姚老招呼,丢下岳飞庙门市部的活儿,随记者到5公里外赵庄的家里。去乡下的路上,冬丽回忆说:“大概我上小学一二年级,家里开始做年画,放学看爸妈忙,就帮帮手,也感兴趣,到了十五六岁,便开始正式做了。”

她说的正式做是指16岁那年,去郑州北郊的黄河大观园,现场表演套印木版年画,打那儿以后,她就在姚敬堂老人张罗下的门市部上班了。无意间,她成了张家手艺又一代传承者。

下了光洁的柏油路,延伸到张家所在的赵庄是一段乡间土路,村头便是张家的院落。两扇铁皮门大敞着,进门右拐,豁然一个大院落,只是南端围了砖栏,养了两头纯色黄牛、四只小山羊,院里一只土狗,套了绳拴了起来,另一只黄棕色的狮子狗,绅士般地偎着人的脚跟,很用气力地嗅闻着陌生人的气味。张家的场景,兼容了家禽饲养、手工作坊、农耕器具元素,构成一幅“自然经济”生存状态的“活画面”。

跟上次来相比,这院内的不同之处是四个门户都贴了门神与对联,红色点缀在灰色砖瓦房之间,平添了几分喜庆。只是不贴自己套印的彩色木版年画,不单张家不贴,赵庄人都改用了新年画。记者喜欢木版年画,第一次去朱仙镇,淘到古董似的感觉。回家裱了,装框,将年画门神挂于家中墙上,权当艺术一把。

留心一下,顿觉这城乡“文化”的差异。村舍中堂,也见十多年前城里流行、风靡一时的美女靓车挂历。都过季了,却散开了单幅,满墙贴得结实;城里人往乡下跑,窗棂、长案、马灯、老虎鞋买回家中修饰,现代之中融入“传统”元素,标榜时尚。  

张家的院舍是极普通的农家,不过因为多了一间保持“古法”印刷的木版年画作坊,成了各地各家媒体竞相“扫荡”的地方。每次来人参观,多是姚敬堂领着,年画上的事张廷旭听姚老的。镇上人讲,用一句时髦的话说他俩是合作关系,姚是张的“经纪人”。老张喜欢不喜欢外人来家里搅扰,记者不知道,不过,他将来访记者的名片集纳一部分入了镜框,高悬在西屋作坊的墙上。记者说:“你老张可成了大名人了。”他嘿嘿一笑,带着几分得意说:“还说我呢,连俺家的牛和羊都上了报纸,你说有意思没意思?”这时,老张妻子王振梅已拿出珍藏在木箱内的一张8开的报纸,想必是有牛羊描述的那篇找出递过来,但被村里来看热闹的邻里先拿走“传阅”了。

临来,无意间在一杂志中,见几大页关于朱仙镇年画的报道,主角还是张廷旭,图文并茂,尤其是图拍得抢眼、漂亮,也就多看了几眼,不承想却看出了一幅照片的破绽。那幅照片立意为美,却不免失实:冬野里,麦地抽了翠绿,张家父子在小狮子狗的率领下,一前一后拎着一长长的竹竿,竹竿上像晾晒衣服一样挂满了宣纸印好的年画,图解大意为:在卖画的路上。

这哪儿跟哪儿呀,竹竿是搭于室内,晾干画用的,不拿出来“兜风”;依规矩,张家父子只负责刻印,不卖画,买卖的事都由姚敬堂统筹;即便送画到镇上,有乡间土路可行,大可不必在田间“踏青”。问老张这事缘由,他说:“那拍照的非让俺做。”

当记者问起那么多媒体来采访,见报出镜的机会多了会不会烦时,老张对着记者憨憨一笑:“《东方时空》播俺时,家里人看了,20多分钟呢。”

姚敬堂告诉记者:“如果不是记者、学者来这儿,俺还不接待哩,有些工艺、绝活,不好随便示人。”

活化石

张家木版年画印制的作坊,设在自家西屋。二十来平方米的屋内,一应设备,大致可分两块,靠门放的是格架,码满刻版,往里居中,便是张家夫妻劳作印画的木版案子。案子几乎占据了大半个屋子,案子上方,横空搭支着竹竿,用以晾画。

屋内一切物件都是自制,操作技法也都是沿袭古法,一点也不走样。甭小看了这简易的作坊,也别小瞧了多版多色的套色印年画的方法,14世纪末叶至17世纪中叶,这是印刷术的最高境界。

以传承的形式,保持这一民间艺术,正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最看重的“宝贝”,朱仙镇历史陈迹拢到一处,也不抵一个年画“值钱”,申报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朱仙镇年画“有戏”。

一个镇上的艺人,论刻版有刀味、木味的,要数50岁的张廷旭;论印功,是张的妻子王振梅;论快手,依张说,是小儿子晨云。小儿子不光持一把刷子,刷得利落,放学没事,好要个木版,试着运刀,起、行、收、停诸刀力,蛮有样。张看着喜欢,便由着儿子,间或指点一招。

   版画,讲刀法;刀法不同,效果迥异。行家所言的刀味、木味,外行难看究竟,只是那印出的画儿,美的丑的,总有个取舍。张家的刻版,开封县文化馆要了珍藏,张家的画儿,不跑色。

两次去张家,没见廷旭操刀。说起来,他也急,可印活多,老是挤不出时间来。没日没夜的,两口子一天印100多张,就这门市部还老缺货。张廷旭说,抽空他还要刻版。记者看过他的版,活做得很仔细。

据说张使的是一把明代的弯刀,以古法切纸,刀落纸断,很有古韵。听说要试他切纸的功夫,张撂下手中的活,唤了妻子、女儿,不大一会儿搬出木板床一个,当院置稳了,启开一箱宣纸,寸厚一沓,放木板上展平铺直,取镇尺,紧握刀柄,贴镇尺下刀,果真不俗,虽不敢说比机器切割得齐,也大致差不到哪里去。

听说张家的切纸刀,是祖辈传下来的,记者拿来,以中指试刃锋,刃薄如纸。刀是好,但凭感觉怎么也不觉得是一把明代的切纸刀,于是冒昧一问,围观一村民抢先答道:“少说也是清朝的。”“哪里!没那么老,最多是民国的。”张廷旭赶忙纠正。刀不是明朝的,但老张说,刚才这一番演示,可是古切纸法。随后,又验了张冬丽使刀的技艺,显然不是那么回事。张看了直摇头,给记者解释:“这东西使惯了,就顺手了。平时,都是我切,没让她搭过手。”

其实,张冬丽切纸切得好不好,记者没在意,只是觉得有意思。不过,记者提问冬丽那句话不免有些高调,她也答得利索:“你问我对朱仙镇木版年画今后的看法,我想说的是,几辈子传下来的手艺,到我们这一辈不能让它失传,要把它继承下去。”

论实话实说,还是人家老张。实在得有点任记者摆布。

记者听说现在朱仙镇年画用的颜料,还都是沿袭古代中药熬制法熬出来的,这哪里可能?那么贵,谁舍得?

这个问题,记者拐弯抹角当回事提出了。张家的人没往深里想,竟当真支了口铁锅,泡了草草壳壳的,熬将起来,蘸了少许往宣纸上一点,色不甚艳,张冬丽说:“时间不够,还没有熬到家。”

史料记载,朱仙镇年画,其色经久不褪。记者打听到了,那草16元钱一公斤,不贵。在赵庄,除了张廷旭一间年画作坊外,还有刘金学、刘金录等家庭作坊,此外,镇里还有个官办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社”。他们制作年画的办法,都是不含糊、不走样的古法,被人说成古代印刷术的活化石。

张家年画作坊的意义,不在刻版、不在年画本身,而在于制作工艺的传承意义,即父传子、师带徒地把这一民间艺术累世传承下去。唯有在商业化的背景下,才有可能达此意愿,否则朱仙镇木版年画真是要沦落为博物馆艺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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