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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铲释商史 梦笔溯楚风——记著名考古专家裴明相

时间:2006-11-21    作者:马晓建/文 王蔚波/图  字体:   

一、求学之路   饱尝忧患
裴明相(1920~1997),1920年1月出生在位于伏牛山南麓的河南镇平县王岗乡后裴营村的一个世代耕读之家。当时,旧中国灾难深重,民不聊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童年时代的裴明相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
裴明相的父亲和哥哥虽是农人,然都读过书,深知读书的重要。在家里的支持下,裴明相7岁那年,被送到附近的镇上读书,由于家里经济困难,交不起膳费,就与同村的两位堂兄在学校旁搭起一间草棚,自炊而食。这种艰难的环境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奋力读书的习惯。
裴明相12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南镇平县立宛西中学,然而,为了凑齐入学的学费使他面临失学困境。最后,由于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成绩突出,在学校老师和同乡的帮助下,才得以在宛西中学、省立南阳中学、镇平省立开封高中,读完初中和高中。
“九一八”事变之后,县立宛西中学中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教师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积极宣传和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启发学生的民族觉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裴明相第一次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勇敢地参加到抗日救亡活动之中。然而,由于当地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苟安和百般阻挠,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受到反动势力的破坏,富有生气的宛西中学也被迫解散。之后,裴明相又考入离家七十余华里省立南阳中学高中部继续读书。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相继失陷。继而,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逐渐由华北蔓延至华中,大片国土沦为敌手。由于华北正面战场的溃败,河南成了武汉的屏障、西北的门户、华北抗战的后方和南北战场的枢纽,成为中国抗战的最前线。开封形势紧张,省立开封高中由开封迁至镇平。裴明相转入离家较近的镇平省立开封高中读书。开封失陷后,日本侵略者企图进攻南阳,镇平省立开封中学被迫举行毕业考试,提前结束学期。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下,裴明相度过了高中阶段的最后一年。
高中毕业后,时逢全国大学实行统一招生,镇平设有招生处。裴明相决意再考大学,结果被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录取。因为他自幼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敏思好学,爱读史书,打下了对中国历史研究偏爱的思想基础。为了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他毅然选择了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历史专业。
此时,国立中央大学已由南京迁至重庆。裴明相怀着一颗求学报国之心,带着家里东拼西凑的路费,餐风宿露,几经辗转,由河南到达重庆。
到达重庆中央大学后,家乡河南已成为沦陷区,裴明相完全与家里失去了联系,只身在外,流落他乡,而大学里发的“学生贷金”仅够糊口,他心中十分苦闷,便一边读书,一边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到乡下教书挣钱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和学习。
抗战后期,在重庆,民主与独裁、光明与黑暗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民主进步人士马寅初教授的公开演讲,郭沫若先生在重庆对各大学学生以“中国要走哪条道路”等专题报告,大大激发了裴明相的爱国进步思想。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均设在重庆。他在大学进步同学的帮助下,读到了不少进步书籍,如列宁选辑、资本论、联共党史、列宁主义问题、大众哲学等,受到共产主义理论的启萌教育。同时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治上独裁、经济上的掠夺,军事上的惨败,国统区民生凋敞,民怨载道。各界民主进步人士要求实行民主,结束一党专政,爱国民主运动声势浩大,鼓舞人心。裴明相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中,在校内联络进步同学,参加民主爱国运动,在校外联络进步青年,扩大活动范围,在共产党人王华冰、王绍曾、王国谟等影响下,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生活促进会,参与组织“立新”读书会,学习进步书籍,倡导学校民主运动,宣扬民主爱国,要求言论自由,实行民主改革,成为一个有正义感的进步青年。
  二、“遭遇”国宝   缘起山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正当全国人民祈盼和平统一,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民主新中国之际。1946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挑起全面内战,重庆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受到迫害,国民党宪兵特务横行霸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也被迫撤回延安。白色恐怖一时笼罩在重庆上空。这时,已经从重庆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毕业的裴明相对前途感到十分渺茫。回家乡吧,家乡已是战火纷纷,留在重庆吧,自己离开家乡多年,真是太思念家乡了。正在他犹豫不决之际,在抗日战争期间迁渝的河南博物馆招聘工作人员,加上同学的引荐,就这样他走进了重庆河南博物馆,担任馆藏文物的管理工作。假若在此之前,大学毕业的裴明相也许会选择教书育人的职业,也许会选择历史学研究方面的职业或者其他。使他所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一偶然的机遇,使他与文物考古研究结下了一生的难解之缘。
1946年6月裴明相到重庆河南博物馆工作后,利用工作之余,开始阅读二十四史,经过一年的刻苦钻研,由史记,一直浏览到宋史,随之又改变读书方法,以新的史观,编篡中国通史,写出了四万多字的战国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初稿,如果说之前四年的大学历史专业学习使他掌握到了中国历史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那么进馆后的一年多的自学,为裴明相以后从事文物考古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7年在渝的河南博物馆,仅有职员3人,工友2人,而馆长又远在南京,馆里共有68箱文物。他深知这批文物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和民族的文化遗产,不能有半点疏忽。当时,在国民党白色统治时期,警匪勾结,时局动荡,物价一日三涨,薪水又不能及时发给,员工的生活是非常困苦的。在这样恶劣环境下,裴明相以一个爱国青年的朴素感情,一面精心保护馆藏的文物,一面刻苦读书,等待黎明的到来。
重庆是1949年11月30日解放的,就在重庆解放的前夜,已逃至重庆的国民党河南当局决定,强行将河南博物馆的68箱文物拉走,准备转运至台湾。裴明相得知此事后,十分着急。他急中生智,巧与周旋,最终使其中30箱文物保留了下来,迎来了重庆的解放,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三、投身考古事业   情系商汤周楚
新中国的建立,为裴明相的人生道路揭开了崭新的一页。1950年9月裴明相协同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代表护送在渝河南博物馆保留下来的30箱文物回到当时设在河南开封的河南博物馆,任河南省文管会干事,正当而立之年的他怀着建设新中国的满腔热忱,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之中。
建国前,河南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从事考古工作的机构,曾先后有过为数不多的考古发掘,系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而河南仅以河南古迹研究会的名义进行配合。新中国建立之后,河南考古机构从省直到地市陆续建立。最初,全省考古工作由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配合国家基本建设工程 进行文物勘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主要项目有渑池仰韶遗址调查、郑州商代遗址调查、配合治淮工程对禹县白沙水库工地、泌阳板桥水库工地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协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荥阳青台、秦王寨、汉霸二王城进行考古调查,对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辉县琉璃阁和褚丘古墓进行考古发掘等。裴明相的足迹遍布郑州、洛阳、安阳、新乡、信阳、南阳、开封、许昌及全省各地。
1952年8月至11月裴明相参加了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之后,像这样的全国性考古人员训练班共有四届。这四届考古人员训练班被考古界戏称为“老黄埔”,意即考古界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在建国初期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而考古人员又奇缺的情况下,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训练班的学员结业之后,他们的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的业务水平大大提高,成为全国各省市考古工作的业务领导和骨干,为我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2年至1955年,裴明相主持“郑州二里岗遗址的考古的发掘,率先揭开了商代二里岗文化研究的序幕,弥补了商代历史殷墟前期的空白,为研究商代前期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继郑州商城遗址发掘之后,全国各地相继发现了商代古城遗址,如湖北盘龙城、河北藁城、江西吴城、湖南皂市等地的商代遗址都以“郑州二里岗期”作为考古断代的标尺。
1956年至1957年裴明相主持信阳长台关一号和二号楚墓的考古发掘,获重要考古发现,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尤其是出土的13枚楚国编钟,用其演奏的东方红乐曲,曾伴随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遨游太空,神秘而美妙的音乐旋律使全世界都为之惊叹,从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1959年裴明相主持南阳北关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在这处面积约12万平方米的汉代大型冶铁遗址中,发现有大批的炼炉、炒钢炉和熔铁炉,并从陶鼓风管表层受热情况证实,熔铁时已采用先进的换热式热风装置技术。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耐火砖、坩埚片、磨石、泥范模、铁范等,以及不少铁农具,出土的铧模上刻有“阳一”的铭文,为汉代南阳郡铁官所辖第一冶铸作坊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例证。
1960年至1961年,裴明相参与主持河南省全省文物、碑碣、图书、字画的普查登记工作,圆满完成普查任务,为河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3年至1964年,裴明相主持淅川黄楝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弄清了屈家岭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与其他周边各文化的关系,为研究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原始社会晚期两大文化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同时,在这一时期,裴明相先后主编和合编考古学专著有:《郑州二里岗》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国墓出土器物图录》195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河南名胜古迹》195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并编写完成《信阳楚墓》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拟交文物出版社出版,还先后发表论文简报有:《郑州基本建设中的文物发现》、《郑州发现古遗址古墓葬概况》、《我国考古史上空前发现信阳长台关战国大墓》、《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南阳铁工场发掘简报》、《河南镇平赵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河南桐柏万冈汉墓的发掘》等等。
正当裴明相在文物考古研究的田野里辛勤耕耘,精心播种,结出丰收硕果的时候,十年动乱开始了,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工作被迫中断,致使许多文物古迹经历了一场浩劫,裴明相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仍然热爱党和祖国,忠于党的文物考古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河南文物考古事业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裴明相实实在在地感到了科学春天的到来,他的工作热情再一次迸发出来。同时,裴明相被任命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河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鄂豫湘皖四省楚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南省考古学会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又被河南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评定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专业技术职称解冻开评后的首批研究员,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裴明相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文物考古研究事业之中,不知疲倦地工作。
他先后主编和合作出版了《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出版,该书荣获第一届夏鼐考古学基金荣誉奖、《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楚文化考古大事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等考古专著多部。发表的论文和考古报告有《郑州商代铜方鼎的形制和铸造工艺》(《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青铜器概述》(《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略谈郑州商代葬祀遗迹》(《中原文物》1983年2期)、《略谈郑州商代前期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1985年)、《楚都丹阳试探》(《文物》1980年10期)、《再论楚都丹阳》(《楚史研究专辑》1982年)、《楚文化在河南的发展历程》(《楚文化研究论文集》1983年)、《谈楚车》(《楚文化研究论文集》第1集1987年)、《商代前期国都的结构和布局》(《中国古都研究》1987年第3期)等数十篇;曾先后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解决了商文化和楚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许多重大学术课题,为有组织的探索楚文化创立了良好的开端和新的局面,成为河南文物考古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之一和知名专家学者,确立了在全国文物考古学界的学术地位。
       四、潜心治学终生   道德文章双馨
裴明相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一直致力于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为河南文物考古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裴明相在商文化和楚文化研究领域中有很深的造诣。他学术敏锐力很强,不墨守陈规,不拘泥一格。他依据新的考古发现,大胆提出自己新的见解。当学术界出现郑州商城“亳都”或“敖都”争论时,他经过深入研究,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以及郑州商城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的特征,撰写发表论文,坦诚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考古研究上,不同学术看法和观点的相互探讨、论证,有益于推动科学研究的健康开展。
裴明相治学谨严,刻求真知,尊重史实,敢为人先,在考古研究中显示出的知识广度和深度,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在楚文化研究领域中,他由于主持信阳楚墓的发掘与研究,成为河南楚文化研究中的著名学者。当时,考古界关于“楚都为丹阳,丹阳在湖北”的说法很有影响,自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发现后,为什么楚庄王的儿子“王子午”(令尹子庚,楚康王时任令尹,即公元前558-552年,卒于任上。)的墓葬会埋在河南淅川?为什么湖北没有发现春秋时楚国高级贵族墓葬?一连串的未解之谜,引起全国楚文化专家学者的思考。裴明相首先撰写了《楚都丹阳新探》,从《史记》记载的丹阳之战的地理位置和《山海经》关于“荆山之首在翼旺之山,湍水出焉。”的记载,进而考证出荆山在邓州西北与内乡交界处,与丹阳毗邻。同时,依据春秋早期楚国吞并相邻的18个小国的时间顺序和研究资料,明确论定楚都丹阳在今丹江流域的河南淅川龙城,最早提出楚都丹阳在河南淅川的学术观点,为推动楚文化和楚都丹阳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裴明相待人诚恳,为人谦和,乐于帮助后学,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系统培养专业人才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曾先后多次应邀为全省文物干部训练班和文化部文物局郑州培训中心学员以及来郑参观实习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等院校考古专业的学生讲课,一丝不苟,毫无保留地传授考古学知识和田野发掘技能,被誉为“忠厚的长者”。
裴明相胸怀坦荡,平易近人,具有高尚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他常说:我们搞考古工作,要有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颗红心就是要有献身文物考古事业的精神;两手准备,就是一手拿铲(铲,即手铲,系田野考古发掘中常用的必备工具),重视田野调查发掘的第一手资料;一手执笔,做好考古资料的记录、整理和研究工作,争取时间,早出成果,快出成果,以推动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积极开展。在担任研究室主任和考古领队期间,他以身作则,严格执行田野操作规程,耐心帮助身边的同志提高业务水平,实地传授专业技能,大力支持坚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的同志大胆工作,多出成果。因之,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1988年裴明相退休后,已年近古稀的他,因常年坚持田野考古工作,积劳成疾。虽然身患严重的心脏病,仍然致力于文物考古研究,关心河南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承担《商代城址研究》的课题任务,孜孜不倦地工作,相继撰写发表了有关商文化和楚文化的二十余篇有研究价值的论文和学术报告,成果丰硕,受到学术界的交口称赞。在他有病住院的前期,仍在夜以继日地撰写和修改《商代遗址研究》一书的初稿。
1997年11月12日21时裴明相因病不幸逝世,离开了他所心爱的文物考古事业,人们再也见不到他了。然而,他的人品、学问和他所展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将永远为人们所敬仰,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熟悉他的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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