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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薄发 见微知著——记考古学家赵世纲先生

时间:2012-12-06    作者:张丽华  字体:   

赵世纲先生是我省著名的考古学家、研究员、河南省文史馆馆员。祖籍河南省焦作市,出生于1932年。1951年参加工作,1953年参加了由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举办的第一届文物培训班,自此开始涉足于考古领域,对文物考古工作产生浓厚的兴趣和热爱,虽然赵先生不是科班出身,但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深积厚累,几十年风风雨雨,在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与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且具有广泛影响的成就,对河南省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曾先后担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田野工作小组组长、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副主任、《华夏考古》编辑部副主任等职务。1983年在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班进修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为以后的古文字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赵世纲在其长达50多年的考古工作中,以其求实﹑严谨的学术作风,吃苦耐劳,勤奋钻研的精神,走遍了河南的山山水水,河南省的一百多个县市都留下了赵先生的足迹。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他先后参加了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调查落实工作,丹江口水库库区的文物普查,河南省各县市古旧图书登记,裴李岗文化遗址专题调查等等。主持了许多重要遗址,墓葬的发掘以及简报,报告的编写工作。

1991年10月赵世纲主持编写的《淅川下寺楚墓》由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40多万字。这本书凝聚了赵先生十几年的心血,并且开创了文物发掘报告的新模式,得到考古界同仁的一致好评。该书在1993年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又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夏鼐考古优秀论著二等奖。1999年再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奖项,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为获奖者颁奖。

和赵先生初次见面,你便会被他那儒雅的气质以及学者的风度所吸引,虽然已年过七旬,但依然才思敏捷,不减当年。年轻的时候赵先生爱好十分广泛,写小说,搞摄影,学音乐等,几乎样样都可以拿得出手。这么广泛的爱好,也为赵先生以后的考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写文章自不必说,在六七十年代田野文物发掘工作中,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大部分出土的文物摄影工作,都是他自己完成的,从拍摄到显影定影洗相片他都可以自己独立完成。对音乐的精通,也为他对以后的音乐文物考古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赵先生不仅为人宽厚温和而且非常大度。在文革期间,他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对待,从1970年初下放到密县(今新密市)长达十年之久,但出于对文物工作的热爱,即使在下放的那些艰难岁月里,也始终没有放弃对文物考古的学习与研究。在60年代初期,赵先生编撰的一部名为《河南南阳汉画像石》的书,当时出版社已经准备出版,文革中原稿被抄走,提及这些,赵先生总是大度地说,错误的年代发生的错误的事情,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其实赵先生是真正的金子,再多的泥沙也掩盖不了他的光芒,历经得磨砺越多,就会愈加的光芒四射。文革之后,赵先生在考古界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就是对此真实的印证。

1956年我们国家准备建设丹江口水库,水库一旦建成,地下的文物将会永沉水底。为了保护库区文物,赵世纲受上级领导指派,负责对库区的河南部分进行文物普查,当时新中国建立伊始,各种条件设施都很不完备,赵先生带领普查小组的成员,徒步跋涉了上千公里,走遍了库区的角角落落,进行了仔细的勘查、调研,发现了楚龙城、上寺、下寺的古建筑群,以及红石岗(即下王岗)、黄楝树、下集等十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下王岗遗址于1971年-1974年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叠压关系,出土了数千件珍贵的文物,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文物考古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除了要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不断积累田野的考古发掘经验外,还要敏于思考,善于总结,赵世纲就是这样一位善于思考总结的学者。在60年代初期,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组织大批人力到全省各市县文化馆进行古旧图书登记工作,当时赵世纲等一行到辉县文化馆进行此项工作。古旧图书整理登记,是一项繁杂而且很枯燥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但年轻的赵世纲,却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烦躁,用他自己的话讲,这是一个绝好的学习机会。当时因经济条件所致,酷爱读书的他,除了努力的工作外,闲暇时读书成了他最大的乐趣。那天晚上结束了一天工作的他,拿起了一本线装《聊斋志异》,小心翼翼地翻看,要知道这些珍贵的古本书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通行本《聊斋志异》他是看过的,蒲松龄先生那犀利的笔锋,奇巧的构思,简练的语言,细腻的描写,也是赵先生非常欣赏的,在昏暗的灯光下,他认真地读着,细细地品味着,但读着读着,赵先生感觉到了这本书和自己以前读的是不一样的,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个读本和现在通行的不是一个版本,继续往下读,果然又发现很多的不同之处,这部书上保留了许多反对清王朝的字句。最后经过他多方研究与考证,证实这是一本乾隆三十二年刻印的十八卷本《聊斋志异》。此书在蒲氏生前只有手抄本流行,十八卷本是最早的刻本,其内容接近原著,比如有《某经略》这篇故事是影射大汉奸洪承畴的,此故事在后来的十六卷本里被删掉。十八卷版本发行后可能很快被清政府收缴销毁,民间流传很少,能够保存至今的就更少了,因此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后来赵世纲撰文发表于《光明日报》上,得到业内同仁的认可,此书后被河南省图书馆收藏。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摇篮。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学者炮制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谬论广为传播,是赵世纲先生发现了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给这种谬论迎头一击。裴李岗文化的发现,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在中国考古史上留下了绚烂的一笔。今天,裴李岗文化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以及“河南二十世纪1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就是对赵世纲先生几十年在考古界辛勤耕耘的肯定。

70年代初期,赵世纲被下放到河南省密县,离开了他所喜爱的文物工作,但赵先生的心却一直没有离开文物考古工作。密县文化馆收藏有许多石磨盘、石磨棒,这引起他极大的研究兴趣,这是哪个时代的产物?做什么用的呢?它为什么做成这么奇怪的样子?假如是石器时代的东西,那么我们的祖先又是使用什么工具将它琢磨成型的呢?这一连串的疑问一直萦绕在赵先生的脑海中,但因为当时赵先生还在农村进行劳动,没有机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研究。文革后期,情况有所好转,1977年初赵世纲先生参加了新郑唐户遗址的发掘整理工作,在工作中,赵先生发现新郑县文化馆也收藏有很多石磨盘和石磨棒,器物的外形和密县发现的非常相像,两个不同的地点,发现了很相像的器物,难道这只是巧合?不会的,职业的敏感性使赵世纲先生相信这绝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在同年的3月12日,他发现同事马金生在裴李岗带回来的一件两端都有刃的石铲和一个制作精良但是外形奇特的陶壶,经过询问当时挖掘现场的同事及文物干部孟昭东先生,证实新郑县文化馆所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也是在裴李岗出土的,引起了赵世纲极大的兴趣。因为如果陶壶与石磨盘共出,石磨盘的年代就有望解决。次日,赵世纲即和当时训练班的领导崔耕先生等一行奔赴裴李岗实地考察,发现此处遗址面积很大,还收到当地村民捐献的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等数十件。特别是在4月1日裴李岗村民李铁蛋送来的一套石磨盘和人骨化石,更加证实了赵先生的推测,裴李岗应是远古时代我们先祖的一个聚居地。在领导的高度重视及支持下,4月8日裴李岗遗址拭掘工作正式开始,由赵世纲先生主持,裴李岗文化由此被发现,从此揭开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的一页。裴李岗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此次发掘面积118平方米,发现墓葬8座,窖穴5个,出土一批极具特色的陶器和石器。发掘结束之后,赵先生随即投入紧张的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在报告中,赵先生依据试掘资料,援古论今,多方论证,指出裴李岗遗址是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其年代要比仰韶文化早,绝对年代当在6000年之前,应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当时的文物和发掘简报,被送到了北京文物考古所鉴定,夏鼐所长和苏秉琦先生也一致认为,这些东西(指裴李岗遗址的出土文物)的时代要比仰韶文化早,至少在7000年以上。夏鼐先生还为这份报告提出了修改意见。同年11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对裴李岗遗址出土木炭进行碳——14测年,结果为据今7885±480年,这一结果验证了赵先生对裴李岗遗址年代的论断。当裴李岗文化被评中国二十世纪考古大发现时,崔耕赠给赵世纲一块“见微知著”的牌匾,落款云:“裴李岗文化载入史册,赵君主持试掘,石磨盘之谜破解,一支寒梅迎来新春,赵君功不可没……”这是对赵先生最中肯的赞誉。

迄今为止裴李岗文化遗址在河南大地上已经发现140多处,其中贾湖遗址中还发现了原始文字、稻谷、七孔骨笛等,尤其是七孔骨笛,当其被公布于世时,曾引起世界考古界的震惊。仰韶文化源于裴李岗文化已成为考古界的共识,裴李岗文化的发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他填补了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空白,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说到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赵世纲编撰的《淅川下寺楚墓》,1979年结束了丹江口水库库区墓葬抢救性发掘工作后,赵先生便开始了该墓葬资料的整理和简报报告的编写工作,这是一项庞大而繁杂的工作,1986年被列为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淅川下寺楚墓是一个大型的王族墓地,出土有大量的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玉器,甲胄等数千件,青铜器中有许多器形硕大,工艺精湛,花纹繁缛,瑰丽而且种类繁多,其中铸有铭文的就有67件。在这部优秀的考古发掘报告中,不仅对发掘经过,墓葬的形制,出土文物进行了准确详实的描述,而且从不同的方面如墓葬的国别,楚文化的形成原因,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青铜器铭文的考释,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出土编钟音律的测定等进行了多方面跨学科的深入研究。也正是这些研究性的文章使得这部发掘报告的风格独特,在许多问题上赵世纲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深度以及广度上的扩展是这部书的最大特点。为了这部书,他前后历经十载,仅读书笔记就记录了十几本,为了这部书,赵先生埋头于文献书海中,顾不上自己年事已高。为了写那篇《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编钟的音高与音律》,他翻阅了大量有关音乐方面的古籍资料,不懂,就认真地学习,前后几次去北京音乐研究所,向那些专业的学者请教,当文章成稿后,请北京音乐研究所的专家校阅,当他们读完稿子后说,这么专业性的文章,居然出自于一个考古学者的手,简直不可思议。淅川下寺出土的铜器,很多都铸有铭文,在古文字考释方面,赵先生也有十分辉煌的成绩,他成功的考释出了以往古文字专家未识之字。如在王子午鼎铭文中有“ ”字,经过多方考证,他认为是“■”字。“■鼎”即在祭祀中盛肉的鼎。这部凝聚了赵世纲十年心血的发掘报告,对下寺楚墓进行了全方位多学科的研究,开创了考古报告编写的新模式,这部书先后多次获得奖励,就是考古界同仁对其学术成就的最好褒奖。

正是这种孜孜以求、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赵世纲在学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1988年《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确立以赵世纲先生为主编,这个项目也是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项目。音乐考古学作为考古学里的一个新学科,在人类文化历史研究中,有其显而易见的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其实赵世纲在这个领域里已经有所建树,曾发表了数十篇有关音乐文物研究的文章,如《淅川楚墓王孙诰钟的分析》《楚国乐舞研究》《曾侯乙钟与楚钟》《贾湖骨笛在音乐史上的重大价值》《仰韶陶鼓辨析》《谈荆轲易水别燕丹与筑》等多篇文章。因其研究领域的多面性,以及赵世纲看待事物独具的前瞻性,使得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学者非常认同他的能力,经过多方考察,最终确定由赵先生担任《河南卷》的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于1996年 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发行,受到音乐界及历史界的一致好评,2006年《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被评为文化部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抚摸着这本装帧精美,文化底蕴深厚的书,赵世纲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1992年,赵世纲先生受聘为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当时河南省文史馆馆藏有清末民初时期的碑碣墓志与摩崖石刻拓本7000余份,这些馆藏拓片在文物考古及史料价值方面具有“活化石”的作用,由于近百年的沧桑巨变,许多拓片的原件已经损毁或遗失,只留下这些纸制的拓片。而这些拓片经过接近百年的收藏,出现了纸质渐脆的现象,为了使这些珍贵的文史书法艺术资料重见天日,赵先生和原河南省博物馆馆长韩绍诗先生多次建议,集结成书,并和文史馆的其他老专家们一起,呕心沥血,进行甄选,从馆藏的7000多件拓片中筛选出600余件进行抄录编辑,在时任省长的李克强先生的支持下,2003年这部鸿篇巨著《翰墨石影》终于问世了。这部书受到文史界,书法届,收藏届的广泛注意与好评,被认为是我国书法宝库中的传世精品。赵世纲根据《翰墨石影》里收录的《修定寺记》和《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两碑拓片,经过缜密考证,证明了安阳修定寺塔的建造年代应为北齐,而不是以往推测的唐代重修时建造的,纠正了以往的错误判断。

赵先生非常平易近人,他是新中国第一代考古人,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我国的考古事业,虽然他讷于言辞,但笔耕不断,成绩卓然。1985年他随同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王孙诰编钟远赴日本参加筑波国际博览会,宣传中国古代在铸造和音乐方面的伟大成就。1999年和2001年曾两次应邀参加在美国波士顿和芝加哥举行的全美东亚文化研究会年会,赵世纲先生在会议上宣读了《河南音乐考古新发现》、《温县盟书历朔研究》的论文,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他所撰写的《曾侯乙编钟与楚钟》一文被美国华盛顿大学程贞一先生翻译为英文。他还撰写了《淅川楚王族墓地的发现与研究》、《鄬子受钟与鄂国史迹》等论文发表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上,在促进了两岸文化的交流方面,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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