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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著追求勤于探索的人——记古代石刻艺术专家吕品先生

时间:2013-09-09    作者:钟 灵  字体:   

吕品先生是河南博物院的研究员,1941年生于新乡市,1958年参加文物工作,是自学成才的专家。曾任河南省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陈列部主任、《中原文物》副主编、河南省石刻艺术馆副馆长、河南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社会兼职有河南省考古学会理事、艺术考古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汉画学会理事、河南省文物鉴赏家协会常务理事等。

吕品先生从事文物考古和博物馆工作50余年,前后经历了两个工作单位,一个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另一个是河南省博物馆,大约在每个单位各工作了20多年。那时候人少工作多,没有现在分工细密,领导对业务人员的要求是“一专多能”,“每人都是一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所以,每个同志大都搞过多种不同的工作。吕品先生做过的主要工作有:两次河南全省的文物普查,南水北调河南段文物普查,以及古书字画碑刻的登记;参加和主持过两次全省文物普查培训班;主持和参加了南阳东关汉画像石墓、南阳设计院汉画像石墓、唐河电厂汉画像石墓、邓县长冢店汉画像石墓、新野汉代汉画像砖墓的发掘;参加和主持了唐河寨茨岗、南召下店、淅川下集、南阳黄山、淅川李家庄、淅川埠口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南阳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参加了开封铁塔、繁塔、延庆观、登封中岳汉三阙、郜城观星台、嵩岳寺塔、少林寺、中岳庙、嵩阳书院、济源济渎庙等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参加主持了辉县百泉、汝州风穴寺等古建筑的维修保护工作和济渎庙寝宫的落架测绘工作;参加了《河南省文物志》、《中原文物》的编撰工作;参加和主持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画像石碑刻拓片赴日展、河南省博物馆藏古代雕塑艺术品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藏外国元首赠送礼品珍宝展以及大陆古物珍宝展等。

吕品先生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投身文物考古和博物馆工作的同志,大都经历过一段艰难困苦岁月的磨炼,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196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搞田野工作的同志不仅吃苦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秋天,为配合南水北调路线的文物普查,领导派他到距丹江口不远的邓州厚坡村举办南阳地区文物普查培训班,沿线公社各派一名文教助理参加,一共有30多人,在厚坡村一处西周遗址上边讲边实习。当时下乡工作的人都要求和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家把粮票和饭钱交到大队,然后和农民一块吃食堂的大锅饭。厚坡村因受浮夸风影响,干部虚报瞒产没有粮食吃,而秋季种的又是清一色的高产白萝卜,大家只好和农民一起三餐都吃煮萝卜丝。开始吃一碗两碗,后来吃三碗四碗。刚开始还行,大家忍着、坚持着。半月之后,不时有饿死人的信息传来,接着便有学员偷偷开小差跑回家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学员基本走完了,仅剩下邓州白牛公社的一个学员。当时吕先生两腿早已浮肿,讲过的课,学员再问时,自己都想不起来讲的是什么。只好收拾行李回县城。走了几里路,两腿如灌了铅似的再也抬不起来。后来搭乘一位老大爷的木轮子老牛车,才好不容易回到县城。第二年春天,为配合丹江水库建设,吕先生和汤文兴先生在淅川李家庄发掘一处原始社会遗址,那里的生活同样艰苦,每天吃面汤水煮的蚕豆叶。村边有眼水井,因饥饿汲不动水,做饭的人宁愿到一条发臭的水沟里挑水,也不到井里打水。由于无粮食,村里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死去。一天傍晚下着小雨,他们正在马灯下整理白天的发掘记录,忽听外面扑通一声响,像是有人摔倒的声音。他们出去一看,果然是一个扛着步枪的民兵昏倒在地,他们赶紧把人抬到食堂,让他喝了一碗蚕豆叶汤。那人喝了汤头一歪便死了。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没有怨言仍坚持完成了发掘任务。

1961年全省搞文物普查,重点先搞古书字画和碑刻的登记。吕先生要求到条件最艰苦的山区,两年间,他走遍了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和大别山,重要的村庄、寺庙都走到了。一次在新野县王庄村外,发现了一块重要的石碑。录完碑文登记过尺寸,因碑文朝上,他怕碑上的文字被人毁坏,就喊来几个在附近放羊的孩子,准备把碑上有文字的一面翻过去,当沉重的碑身快要落地时,他让放羊的孩子先把手离开,石碑猛地落下来,他没来得及躲开,一只手被砸在了下面。他来不及多想使劲向外拉手,手倒是抽出来了,手背上淌满鲜血,仔细一看,原来中指的指甲被连根拔掉了,其他指头也受了伤。十指连心,剜心似的刺疼让他一会便出了身冷汗。这根指头,直到一年以后才慢慢地长出了新的指甲。

同年10月,省文化局收到一封群众来信说内乡县圣多山(宝天曼)有唐代的寺庙和碑。局长陈建平非常重视,让文物队立即派人去调查。吕先生赶到南阳,南阳博物馆及内乡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和他一块骑自行车到内乡县马山口公社,公社派一名文教助理和民兵扛着三八大盖步枪陪同上山。第一天上到半山腰一位熟悉山路的老药农家里,住到他家门外存放玉米棒子的木笼里,几个人背靠背坐着,每人手里拿一根竹标枪将枪头伸向笼外。夜半时分,刮着凉风,树林深处不断传来野兽的叫声,萤火似的幽幽目光闪来飘去,谁也没敢闭眼睡会儿觉。天未亮,大家起来啃了几口带来的玉米糁菜饼子,便在老药农的带领下继续登山。大家沿着老药农用柴刀劈开荆棘找到的灌木小路向上攀登,衣服很快湿透了,谁也没觉着凉,头上浸出的汗珠还冒着缕缕热气。11点多来到三天门,已隐约看到山顶用石头垒砌的高大围墙。这时听到呼的一声风响,接着便是树枝折断的噼啪声,当吕先生仰脸向上看得时候,一只两米长的金钱豹正从大家头顶扑过,豹子肚下灰白的皮毛看的清清楚楚。一场虚惊过后,终于到了山顶,大家顾不得休息便寻找大殿和唐碑。找遍了山顶,什么也没有找到。原来大殿早已损毁,唐碑也被设置测高标志时推到了悬崖下。大家匆匆吃了点干粮便顺原路返回,快到老药农家的时候,天暗了下来。吕先生走在最后,他抬腿正要迈过一道石头裂缝时,不经意向下一望,抬起的腿像被定身法定住了一样,半天没有落下来。原来石缝中卧着条碗口粗的花斑大蟒,等老药农返回找他时,大蟒才顺着缝隙溜走了。吕先生的这些点滴经历,只不过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文物战线工作人员工作中的一点花絮或掠影而已。

困难的年代,艰苦的环境,可以使意志薄弱的人消极颓废,但也使有事业心的人得到锻炼和考验,更加奋发有为。吕先生他们除了完成大量的田野工作外,还要挤时间整理报告、撰写论文并进行学术研究。他是河南文物界较早重视文物知识普及宣传的人,上世纪60年代就在郑州晚报、河南日报、光明日报、河南画报等,撰写过数十篇知识性强又通俗易懂的文章,深受读者的喜爱和欢迎。通过报纸上的这些文章,使人民大众知道了什么是文物和怎样保护文物,他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所以,后来还在台湾的《联合报》,香港的《收藏家》以及上海的《美术丛刊》等报刊还撰写过类似的宣传文章。

吕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一向是严肃认真的,他撰写论文或编写专著无论字数多少、篇幅长短,从不掉以轻心草率从事。上世纪60年代后因为工作关系和个人爱好,他对汉代画像砖、汉代画像石和古代石刻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投入较大的精力进行学习和研究。工作中遇到的许多疑难问题,他都请教北大的阎文儒先生,阎先生不吝赐教,每信必复,使他受益良多。后来因工作关系,经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介绍,结识了北师大的启功先生,中央美院的常任侠先生,使他有机会多次登门请教,解决古代碑刻书法艺术和汉画像石中的疑难问题。两位教授的学识和人品以及诲人不倦的精神,使吕先生深为敬佩并受到很大的启迪,使自己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上有了飞快的发展和提高。

嵩山下的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是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登封市现存年代最早的地面建筑。1964年省文物部门即为“汉三阙”建立了“四有”档案,然而对“汉三阙”的研究却一直无人问津。吕先生利用“文革”中的空闲时间,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汉阙的渊源、用途、种类和形制变化等进行了较系统深入的探讨,对阙上残缺的铭文和题字进行了全面的考释订正,对阙身的画像内容和风格特点进行了考证和论述。工作完成后,在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中岳汉三阙》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对汉阙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它与以往金石学家的著录不同,既重视阙上的文字,也重视阙身雕刻的画像,更注意到了它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阙身的画像内容丰富形象生动,它不仅反映了汉代人的生活习俗和典章制度,还为我们保留了许多珍贵重要的远古形象信息。太室阙的正面和背面各雕刻一幅形象似鳖而人立的画像,而且还刻在位置最醒目的地方,这在全国各地的汉画像石中都没有见到过,应该是和中岳嵩山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内容,启母阙上的启母化石和大禹化熊的画像,揭示了鳖画像就是禹的父亲鲧氏族的图腾,同时印证了《礼记·祭法》:“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的记载是有根据的。嵩山是夏部落长期活动的中心区域,因此,保留下来许多和夏族有关的文物遗迹,一直到汉代这里仍流传着许多和大禹治水有关的记载及传说,而且生活中仍保留着夏人祭祀鲧和禹的民风习俗,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嵩山下的阳城即夏都的说法,应该是真实的。启母阙上雕刻的幻术和吐火的画像,吕先生考证,是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罗马帝国大秦(古埃及亚历山大城)的魔术团在洛阳演出进行文化交流盛况的真实写照。启母阙和少室阙上雕刻的蹴鞠画像优美而生动,蹴鞠就是踢球,现在足球运动已成为备受世人关注的重要竞技项目,吕先生认为蹴鞠画像以真实的形象证明,足球起源于中国,中国就是足球运动的故乡。由于《中岳汉三阙》在学术上的贡献,获得了中国汉画学会优秀学术专著一等奖。

1973年春,吕先生代表河南博物馆到北京筹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汉画像石、碑刻拓本展》,这次展览是为中日建交举办的一次重大外事文化活动,也是河南省“文革”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国外展。国家对这次赴日展十分重视,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等领导亲自把关,仔细审查每件展品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这个展览原计划在日本各地展出半年,后应日方要求延长至一年,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展览工作结束后,根据王冶秋局长的指示,要河南编写一本拓本精美、深入研究、内容全面的《南阳汉代画像石》。吕先生回到郑州不久,便在领导安排下和同志们一起着手《南阳汉画石》一书的编写准备工作。历经数个春秋,经省市文物部门的共同努力,1985年《南阳汉代画像石》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在编写过程中,为了解决画像石的分期问题,吕先生领着南阳各县的文物干部发掘了唐河电厂画像石墓、邓县长冢店画像石墓,并执笔撰写了《南阳汉画像石》一书第三部分“南阳汉画像石的内容与艺术风格”,对画像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第一次较系统全面的考证。《南阳汉画像石》一书是建国以来反映南阳汉画像石发掘成果和研究成果的第一部著作,它的突出特点是运用田野考古资料,对南阳汉画像石进行了新的科学分期,打破了50多年来南阳汉画像石产生于东汉的陈规旧说,把南阳画像石的产生提前到西汉昭帝、宣帝时期;在编写体例上把画像内容等方面的研究放到重要位置,有别于传统图录式发掘报告的编写。《南阳汉画像石》在编写体例方面的改进提高和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获得了河南省第二届社会优秀著作荣誉奖。

《河南文化大典》是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河南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这套书的出版工作,组织了专门的策划和领导班子,全省有300多位学者专家参加了该书的研究和编写。吕品先生受邀主编《河南文化大典·文物典》的《汉代画像石》卷。他首先对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对内容和框架结构进行了反复的构思和研究,编写中又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和图版的增删,成书时采用拓本、照片870余幅、文字30余万,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反映河南汉代画像石最新科研成果的书。吕先生对该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利用近年来多学科新成果的优势,对汉代画像石进行了综合分析探讨,使汉代画像石的研究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对汉代画像石内涵的认识也更接近了历史的实际。

《河南汉代画像石》一书,在研究方面有几项新的突破。关于河南汉代画像石起源的问题,进行了客观深入的论述,认为画像石的出现是汉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多种因素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某一种条件或因素造成的。主要原因有:(1)汉代的厚葬,厚葬的日益奢侈必然引起盗墓风气的滋长,为防止盗墓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建造墓室的材质,用石料代替当时流行的木料或砖瓦料,使墓室更大更坚固。这样的墓室,只有那些有权势的皇亲贵戚和郡守、县令一级的官吏们才有条件建造。(2)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和积累,以及冶铁炼钢技术的提高和普及,为錾凿石料提供了适用的工具,汉画像石的产生才水到渠成。(3)春秋战国时期宗庙祠堂流行壁画及漆画的优秀传统和青铜器雕模刻划技巧的影响;西汉早期壁画墓的流行以及战国、西汉空心画像砖的出现及在建造墓室中的运用,都为汉代画像石的出现提供了借鉴,是汉画像石艺术上的源头。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考古发现的新资料,该书把河南汉代画像石的产生由西汉的昭帝、宣帝时期提前到了汉武帝执政的初期。

关于河南汉代汉画像石的雕刻方法和艺术风格,以往的研究只就画像石本身显现的痕迹进行探讨,而忽略了与画像石直接有关的雕刻工具的作用,雕刻工具的质量制约着雕刻方法的发展和变化,因此,不研究雕刻工具的变化,就很难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吕先生是最早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结合汉代画像石的实际进行综合研究的人,他知道汉代画像石为什么出现于汉代而不是战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錾凿石头的金属工具从硬度到韧性都不符合凿石的要求,而细阴线刻的画像石对工具质量的要求又不一样,这都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西汉时期块炼铁渗碳钢工艺在社会上已普遍运用,块炼铁渗碳经过锻打的钢制工具硬度、韧性和耐冲击性能,錾凿石料已不成问题,所以,西汉时期錾凿法雕刻的画像石就在河南的南阳和商丘各地出现了。细阴线刻的画像石,需要质量更高的钢材制造雕刻的工具,所以,到西汉末东汉初冶铁工匠创造的“百炼钢”技术出现以后,凿刀始能在平整的石面上刻划出流畅的线条,这就是东汉细阴线刻画像石较流行而碑刻也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河南汉代画像石内容的分类,以往的研究多沿袭传统的从表现形式以类相从方法,即把相近的内容分为人物故事、车骑出行、舞乐百戏、天象星宿、神兽瑞禽、祥瑞辟邪等几大类,忽略了各类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它们在汉代人思想意识中的实际意义及作用。吕先生认为汉代画像石的内容及其墓室内的不同位置,是汉代人的宇宙观和生死观在丧葬礼制上的反映。这里说的宇宙观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而是原始信仰中对宇宙层次的基本划分及对宇宙不同层次相互关系的认识。汉代人把宇宙世界从高到低划分为四个层次,也就是说宇宙世界是由四部分构成的,最上面是至高无上的天帝及人格化的自然神组成和居住的天上诸神世界;其下面是以西王母为首的昆仑山仙人世界;再下面是现实的人间大千世界;最下面的就是地下的鬼魂世界。河南的汉代画像石,其内容完全包括在这四个世界层次中,只有按这四个世界去区分这些内容才符合汉代的历史真实,才能彰显汉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礼制规章和风俗习惯。通过画像石所雕刻的内容,人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画面,而应该是一个鲜活生动的汉代社会生活画卷。总之,这本书在学术上博采了众家之长又突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既反映了学术界已取得的业绩,又显示了今后学术研究的方向,是近年来河南汉代画像石研究有代表性的重要新作。

1999年,吕先生受邀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主编的重点套书《中国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图例》的编撰工作,负责主编其中的《世俗石刻砖瓦》卷。为了编好这本书,他考察了陕西、山西、四川、江苏、浙江、河南等省市的博物馆和文物部门进行了座谈交流,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及样片,并就世俗石刻及砖瓦的定级标准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他细致谨慎地分类别和等级撰写了500余个参考条目,进一步筛选确定选用200多个条目上书。在概述中就世俗石刻和砖瓦的源流及各类别文物的定级条件作了简要的阐述和交代,一年后书稿完成送交国家文物局验收,有关专家审阅后比较满意。编书期间还应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邀请,和北京的文物鉴定专家一起赴广西北海市对一批海外回流的石刻造像和彩绘木雕佛像进行鉴定工作。这批造像和木雕的佛像仿制水平甚高,木雕的上部用现代木料制作,而下部或底座则用千年古木对接,接缝紧密,表面髹漆作旧的部分难窥真假,底部露出的枯木又年代久远,极易惑人耳目以假乱真。然而,经过大家的认真观察和反复比较,还是找到了作假的端倪,露出了其庐山真面目,客观地作出了石刻乃仿造山东的北朝造像,木雕则以山西大同华严寺的辽塑为原形造假的公正结论。

浚县大伾山天宁寺石雕弥勒倚坐像,高22.29米,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长江以北最高大的石雕弥勒造像。它与长江以南最大的四川乐山弥勒倚坐像不同,乐山的弥勒像开凿于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完成,前后历时90余年,史书及碑志记载得清清楚楚。浚县弥勒大佛则不然,雕造年月及造像者,文献无记载,碑石无铭记,所以众说纷芸,久无定论,成了困扰人们和文物工作者的一个千古之谜。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文物部门就大佛的年代问题召开过数次省内外学者、专家研讨会,大家对“后赵说”、“唐代说”提出了许多疑问,最后虽然否定了这两种说法,但大佛究竟雕造于何时,仍然没有一个成熟的意见。2004年5月,浚县文物旅游局为申报4A景区,又邀请北京、河北和河南的学者专家到现场作了详细的考查,对大佛维修保护时附近出土的石刻造像、经幢及石柱础等有关文物进行了鉴别。在此基础上大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讨论,最后参加会议的学者专家大都赞同吕品先生和温玉成先生在大会上的发言,认为北魏早期的造像重点在山西大同,中后期的造像重点是洛阳的伊河两岸和巩义,唐代造像的重点也在洛阳一带,而东魏、西魏立国时间短暂,战乱频繁,不可能造大的佛像。只有建都于邺城的北齐时期,社会有40余年的相对安定,经济有了发展,佛教受到极大的重视成为国教,凿窟造像之风盛行,这时候在国都南部重镇黎阳(今浚县)面对波涛翻滚的黄河和江淮一带长期对峙的南朝,凿造一尊大的佛像以镇慑之,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大佛本身的特征及附近的石兽和出土的柱础石刻等,也都能印证佛像应是凿造于北齐,一些局部工程可能到唐朝初年才全部完成,前后历时50余年。吕先生根据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成的《大伾山“准勅不停废记碑”与大佛的年代》一文,已收入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大伾文化》一书中。2005年5月初,中央电视台10频道《走近科学》栏目摄制组的记者,根据这篇文章的思路,策划了《巨佛的身世之谜》专题电视片,请吕先生和北大文博学院教授马世长先生作该片的主讲,片长约30分钟。该片制成后于5月23日晚在《走进科学》栏目首播,次日又在《走进科学》和其他频道重播,取得了可喜的收视效果。

吕先生与别人合作或参加编撰的图书和专著还有《河南汉代画像砖》、《周总理在河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汉画像石、碑刻拓本展》(日本东京印)、《河南省文物志》、《中国名胜辞典》、《中国文物精华词典》、《河南省古迹名胜词典》、《中国文物精华辞典》、《河南省古迹名胜辞典》、《中国美术全集·线刻画编》、《河南文物精华》等。另外在《文物》、《考古》、《革命文物》、《考古与文物》、《史学月刊》、《美术丛刊》、《收藏家》等杂志撰写发表的论文《河南邓县题名石柱考》、《河南荥阳北宋石棺线画考》、《河南汉代画像砖的出土与研究》、《汉画像石的起源、雕刻方法与冶铁技术发展之关系》等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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