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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洛阳 研究洛阳 服务洛阳——记洛阳文博专家陈长安

时间:2013-09-28    作者:曲亦乐  字体:   

陈长安,1938年出生于洛阳市宜阳县三乡曲村。1958年到洛阳考古工作站工作。1959年调入洛阳博物馆,1969~1977年先后任博物馆副书记、副馆长。1980年调洛阳古代艺术馆,任馆长。1992年评为研究馆员。1998年退休。他一生致力于洛阳文博事业,为洛阳的文博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 举办大型陈列展览创新博物馆发展之路

1、编写第一个《洛阳历史陈列大纲》:1958年洛阳博物馆成立,首次文物展的陈列大纲,是陈长安与赵安杰按照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历史陈列”模式设计的。陈列内容以“三大革命”为主线,展现洛阳地区的历史发展,此次首展,受到文化部和观众的赞扬。

2、组织完成《收租院》泥塑展:为配合“文革”期间当时的政治需要,博物馆推出了阶级教育展览,陈长安是这次展览的负责人。他先在关林庙复制了《空军战士家史展》,迎来了洛阳及各县的参观团,得到市革委会的称赞。接着又在王城公园内复制北京展出的《泥塑收租院》,该展览历经两个多月,完成了百余个塑像,1969年正式接待观众,参观者络绎不绝,使广大群众受到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教育,成为洛阳市对下一代进行阶级教育的基地。

3、举办《文革中洛阳出土文物展》:1972年,时任洛阳博物馆革委会副主任的陈长安,将文革期间洛阳出土的精品文物在洛阳王城公园陈列展出,使广大人民群众亲眼目睹到文革期间博物馆对文物保护的突出成果,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好评,引起了外交部的重视,原外交部长乔冠华、王海容,在北京组织各国驻华使团来洛参观,赢得了世界各国使团的赞誉。

4、筹办新建博物馆展览陈列:1973年,市政府决定新建洛阳博物馆展览大楼,1974年竣工后,成立了由博物馆陈长安具体负责的筹展小组,经过两个月的努力,陈列展览以全新的面貌向世人开放,崭新的博物馆,丰富的文物精品,吸引着来自国内外游客,提高了洛阳古都的知名度。

5、完成洛阳古代艺术馆陈展:1979年市政府决定对封闭多年的关林庙重新开放,市文化局提出在关林筹建洛阳古代艺术馆,由陈长安到关林负责,制定计划,调集文物,设计布展,编写说明,将庙内东西长廊改造为“墓志陈列室”和“石刻陈列室”,重塑关帝像和整修关羽冢,恢复被砸断的石碑,美化了庙容,一座由馆、庙、林融为一体的古代艺术馆,于1980年元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为“以庙为馆”的博物馆走出了一条发展路。并对博物馆的发展前景作了深入探讨,先后发表了《试探博物馆改革、开放、搞活之路》《论洛阳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前景》等论文。

二 考古发掘与文物普查

1、参与北窑西周墓发掘:1964年北窑西周墓的发掘,是洛阳博物馆组织的第一次大型田野考古发掘,当时贺官保是工地的负责人,陈长安具体负责墓地测量、墓葬编号、绘图、照像等业务工作。

2、负责组织焦枝线文物普查发掘:1969年国家修建焦枝铁路,河南段沿线的文物调查、发掘工作,由河南省博物馆和洛阳博物馆两家实施。洛阳馆派出陈长安负责,从孟津宁咀到宝丰县150公里焦枝沿线,发现遗址十余处,重奌试掘了西吕庙遗址和煤山遗址,出土了数百件文物,对研究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3、1976年为配合农业学大寨,由陈长安负责,分为两个区、六个组,对市郊和孟津县进行长达一个月的文物普查,征集文物,整理汇编,存档入库。由于普查成积显著,受到省文化厅的表扬,陈长安作为全省三位代表之一,参加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先进会议。

4、1980年以前,由于缺乏经费,不少重要遗址不能及时配合发掘而遭到破坏,陈长安费尽心思,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到发掘专款,开展了对西吕庙、含嘉仓、西周铸铜遗址、矬李、临汝煤山、小潘沟、含元殿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三 学术研究成果

1、考古发掘报告与简报:《洛阳北窑西周墓发掘的重要收获》(《中原文物》1987年特刋7)《洛阳庞家沟五座西周墓的清理》(《文物》1972年10期)《洛阳北窑西周墓清理记》(《考古》1972年2期)《哀成叔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7期)《洛阳西工区战国初期墓葬》(《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3期)等。

2、邙山陵墓与洛阳墓志、石刻研究

“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唐王建的诗句道出了邙山是洛阳人魂归的故土,邙山冢墓垒垒,但其中大多数己无从考证,为搞清邙山陵冢的来垄去脉,陈长安长期致力于这一问题的调查研究,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1)《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中原文物》1982年3期,省考古学会优秀论著)是解放后对东汉陵探索的第一篇文章。作者抛开清洛阳县令龚松林所立的碑石,依据西晋、张载的诗“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和张协的赋“壮汉氏之所营,望五陵之嵬峨。”结合《东观汉记》等文献记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①东汉帝陵分为南、北两兆域,邙山属北兆域。②“邙山东汉五陵说”,即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灵帝文陵。③“刘秀坟”非原陵。④认定今象庄大石象是汉陵北兆域的神道石刻。

(2)《洛阳邙山北魏定陵、终宁陵考》(《中原文物》1987年特刊)是对湹河以东两座北魏陵的考证(史载:北魏以湹西为兆域)。①北魏孝明帝定陵,史书缺载,依据有关北魏墓志,考证其在后沟一带,现已无冢。②终宁陵是孝文帝文昭高皇后的先葬陵。后因破开陵冢将棺柩迁走,安葬在孝文帝长陵,但此处大冢仍在,不能再称终宁陵,故《隋书》唐墓志中称其为“破陵”。又因迁葬时棺柩上盘卧一条大蛇,蛰而不动,棺迁走后,又将蛇葬回原处,故后人又称其为“盘龙冢”。清,洛阳县令龚松林在冢前立碑为“汉安帝恭陵”,完全是随心所欲。

(3)《孙皓、陈叔宝、扶余义慈三君主墓地试探》(《洛阳博物馆建馆50周年论文集》2008年,大象出版社)是探讨“亡国之君”在邙山的墓地。作者写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早在60年代初,南京大学某教授致函洛阳博物馆,请求拍一张陈后主(叔宝)在邙山的墓地照片,无法办理,只好回信致谦,但此事却铭刻在作者心里。前后30多年间,学者们一直在关注着亡国之君在邙山的墓地,可见其重要性。陈长安借以“拋砖引玉”,写了这篇论文。依据有关资料从五个方面作了阐述。①关于三墓地的文献线索。②关于三墓地组合布局的推定。③关于三墓地在邙山所处位置的推定。④对三墓地推定的求证。⑤用航空考古对推定验证,将推定的三墓地索定在凤凰台之北,并用地球定位仪记录了墓地的位置。如果能对定位的墓进行考古发掘,就可认定它们是否是三墓地。作者的这些观奌,引来了韩国数次派代表团来洛访问。1997年韩国忠南大学邀请作者参加《百济文化国际研讨会》,后因种种原因未能赴会。

(4)洛阳墓志研究:

墓志是一部“石史”,是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尤其是洛阳墓志,数量之多,世界闻名,有不少早己流散他乡。建国以来,虽出版了一些目录、汇编之类的书,但多是遗漏太多,给研究者带来不便。陈长安是较早步入洛阳墓志研究者之一,并取得一些成果。

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该汇编收录了全国出土的隋唐墓志,共30册,洛阳卷计15册,占了全书的一半。凡是1990年以前出土于洛阳的隋唐墓志,不论己著录或未著录的将尽力收入本卷,总计3075方,数量之多是空前的,是洛阳隋唐墓志的汇集大成。该书采用原拓本按年月日顺序影印出版,保留了墓志的原貌,可说是一部唐人撰刻的石刻文献,一部隋唐书法大观。为促进隋唐墓志研究提供了一部较全面的拓本资料。

《邙山北魏墓志中的洛阳地名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87年特刊)获省考古学会优秀论著。该文对芒山与邙山、首阳山、杜予墓、覆舟山与李冲墓、马鞍山、万安山、谷山、谷水、谷城、金谷、成周、乡里等15个问题作了解读。特别是成周的位置,历来说法不一。从北魏墓志中考定成周的位置,应在今洛阳老城一带的湹河西岸。近年在湹东林校发掘出土了西周时期的祭祀坑,则说明成周应在老城一带的湹河两岸。

《隋代洛阳政区改革与隋志中洛阳乡里初探》(《隋墓志人物传》冯吾现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志中记载了隋文帝时河南县9乡7里6地名;河阴县2乡2里2地名。隋炀帝时河南县8乡9里4地名;洛阳县9乡11里3村。这些乡里都是文献中缺载的。

《唐墓志中的洛阳县、乡、里、村考》(待刊稿)。志中有洛阳县25乡,河南县26乡,里200余。不少乡里能指出相当于今天的位置,可绘出唐代洛阳乡里图。2011年湖南彬州李谷(北宋宰相)的后代来洛,查找“清凤乡高阳里”和“贤相乡勋德里”,寻根问祖,就是依据该文去寻找的。

《唐代洛阳的百济人》(《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洛阳古代艺术馆编,朝华出版社,2002年)。该文对葬于邙山的百济王扶余义慈、百济太子扶余隆、百济将领黑齿常之、常之之子黑齿俊等四人,分别把史载和墓志结合起来,进行了较全面的考释,给百济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北魏元怿墓志考》(《中原文物》1983年,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志中的“七镇继倾,二秦覆没”,纠正了史学中常讲的“六镇起义”。《洛阳隋志史料浅释》(《中原文物》1989年2期)获洛阳市社联三等奖。

(5)洛阳石刻研究

洛阳古代艺术馆是洛阳出土石刻的专题馆。其藏品之多,在国内位居前列。然而对洛阳石刻的研究,前人著录的却很少,是洛阳石刻研究的新领域。

《洛阳古代石刻艺术》(待刋稿)是雕塑家刘开渠先生题名,刘开渠、钱少武、曾竹绍为序的一部“陵墓石刻”专集。洛阳是13朝古都,帝王将相葬于洛阳者甚多,经认真整理,可选入的却不多。为充实该书内容,陈长安等人奔走各县搜录石刻,所获完整者少,残缺者多。残缺的原因:一是人为破坏;二是后人对前人石刻加以攺造利用。如:东汉建都于洛阳,帝王将相葬在邙山,其墓前石刻今无一存在,这些石刻那里去了?陈长安终于找出了答案,《水经注》中说:汉陵墓前的石刻,都被曹魏文帝运去修天渊池中的九华台作基石用了。我们期待着对九华台考古发掘。陈长安历时十余年,完成了洛阳区内现存的陵墓石刻选编,分为五编,收录从东汉至明清的石刻,计图版400余幅,是洛阳的大型陵墓石刻图册。

《简述历代陵墓的殉葬、俑坑与石刻》(《中原文物》1985年4期),阐述了神道石刻是殉葬制度人性化的发展。

《唐恭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6年3期),论述了恭陵是唐代神道石刻制度化的开始。

《洛阳经幢及相关问题》(《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建馆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经幢是佛教文化发展的另一种形式,起始于公元七世纪中叶。它是借用当时为人们所注目的“望柱”“墓表”形式,并对顶座加以改造而成,其上刻唐仪凤年间由佛陀波利传来的陀罗尼经咒,能灭除灾难、求得解脱、往生净土,另外还涉及到一些失载的寺院和高僧等内容。该文介绍了洛阳经幢35件,是研究佛教文化不可忽视的文物资料。

《唐东都上阳宫出土石蟾蜍》(《中原文物》1986年2期),见证了石刻艺术在古代宫苑建造中的作用。

(6)白马寺研究

自东汉明帝创建白马寺,它是我国建造最早、历时最长、从未间断的第一座古刹。陈长安从研究历代寺院建筑布局的变化中,发现今白马寺与齐云塔的分布违背了一般规律,陈先生把考古资料、文献记载、现存碑刻,融合在一起深入分析研究,去伪存真,探求了白马寺的历史真象。

《释源考》(《河洛春秋》2010年3期)对白马寺历史提出了新的看法。①“汉白马寺”说。指东汉明帝所建的白马寺,从公元68年建立,到公元577年北周武帝法难,将汉白马寺毁掉,仅存世510载,今齐云塔院是汉明帝所建白马寺的旧址。公元578年周宣帝继位,开始修建洛阳旧都,只在汉白马寺浮图旧基上重建了塔,北周就灭亡了,对于这孤独的一座塔不再称为汉白马寺,俗呼“周洛州故都西塔”,此名一直延续到唐,从此汉白马寺就在地面上消失了。②“唐白马寺”说。指公元685年,武则天“修故白马寺”。《唐书》中的“修故”一词应改为“重建”,因这时汉白马寺早己不存在,变为一座“周洛州故都西塔”,所以没有“修故”的可能性。文献中记载唐白马寺的主体建筑是高阁,从未找到唐白马寺有塔的记载。今白马寺的清凉台下就是唐白马寺的主要建筑“高阁”的基址,说明今白马寺正座落在唐白马寺的中心位置。③“无白马寺”说。从公元577~685年,这108年间洛阳是没有白马寺的。一代著名高僧唐玄奘,出生在洛阳,出家在洛阳,取经归来后曾来过洛阳,然而在他诸多著作中竞无有“白马寺”三个字,不少人对此不理解。殊不知唐玄奘出生于公元596年,卒于公元665年,正是汉白马寺被毁19年后才出生,他死后20年唐白马寺才建立,实在是无缘白马寺。④非“狄梁公”乃“薛梁公”。白马寺东南有一墓冢,后人认为是宰相狄仁杰墓,并树碑“狄梁公墓”,一直传流至今。狄仁杰是主张反佛的,葬于寺院让人费解,殊不知薛怀义也封为梁国公,他又是白马寺主持,而且处死后被运回白马寺,所以该墓应是“薛梁公墓”才更符合历史。⑤“周洛州故都西塔”的演变史。公元832年,五代后唐的《灵异记》把“周洛州故都西塔”说成是汉明帝创立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塔”,“凡九层,高五百尺,塔号齐云,寺通白马”。公元955年五代后周世宗法难,拆除了“周洛州故都西塔”(即真身舍利塔)。公元970年,宋庄武李王(李继勋)舍己资“于寺(白马寺)东又建精蓝一区,亦号曰东白马寺,并(在周洛州故都西塔旧基上)造木浮图九层,高五百余尺”。公元1126年,“靖康之难”中东白马寺遭火焚。公元1175年(金大定15年),栖岩彦公“因塔之旧基”重建砖浮图13层及其它建筑,仍称“东白马寺”。公元1524年(明嘉靖三年)王刚夫妇对金代砖浮图进行了重修,名曰“白马寺塔”,不再称“东白马寺”了,此时才将塔、寺合为一体。从上述可知:公元832~1524年的692年间,这里是白马寺和舍利塔并立,或是白马寺和东白马寺共存,两者各自独立,此后才合二为一。公元1712年(清康熙51年),如琇和尚赋《白马寺六景》诗,始称砖浮图为“齐云塔”。

《白马寺印度佛殿苑》(白马寺佛教文化丛书,2010年)对印度佛殿苑兴建的始末、建筑艺术、雕刻艺术作了全面介绍。

配合白马寺研究陈先生还发表了《洛阳白马寺发现唐代遗物》(《中原文物》1981年1期)证实今白马寺是在唐白马寺的旧址上。《法难中的白马寺》、《洛阳佛寺春秋》、《泗州大圣及其造像》、《东汉佛造像》等文章。

陈长安不仅撰写洛阳文博方面的研究文章60余篇,还编写出版了个人和与其他人合作的专著。为洛阳文博事业的发展和促进洛阳对外交流作出了不少贡献。主要专著有:

《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是洛阳文物工作者编写的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计15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收录墓志3075方,是洛阳隋唐墓志的集大成。

《洛阳古代石刻艺术》(待刋稿),收录东汉至明清陵墓石刻,分五编,图版400余幅,是一部大型陵墓石刻图册。

《洛阳名胜诗选》(中国旅游出版社,1984年),收录秦至清有关洛阳名胜的古诗290首,并作了简要的注释,借以颂扬洛阳名胜,宣传洛阳历史文化。

《诗话洛阳》(军事谊文出版社,2008年),全书分五篇,把历史记载、考古发现、诗歌抒怀、名胜游览融合起来,以四维图像来诠释洛阳的古老、文明、厚重、辉煌。

《白马寺》(河南出版社,1981年)是第一本简介。《释源白马寺》(白马寺佛教文化丛书,2008年)全面介绍白马寺的历史、文物古迹、佛教艺术等内容。

《洛阳关林》(中州书画社,1982年)是第一本简介。《关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系统介绍关林历史、古建、碑刻、雕塑彩画艺术等内容。

《洛阳古代艺术馆十年大事记(1981一1991)》(内部刊物)。白献章主任在《序》中说:“真实地记录了该馆的一些大事,反映了该馆发生发展、矛盾斗争、团结奋进的全过程。”是一份可贵资料。

《宋版二十四孝》(待刊稿)。“百善孝为先”,孝是儒文化之本,孝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孝子故事出现在东汉以前,而完整的二十四孝则出现在宋代。洛阳是宋代的西京,文人学士多集于洛阳,理学创立于洛阳,因而洛阳出土宋代二十四孝石棺多具,展现了中国最早的二十四孝故事。到金元明清,孝子故事有不同的变换。宋代二十四孝前人未曾出版,对中国孝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四 奉献洛阳文博事业

陈长安先生在文博战线上,兢兢业业了干了40多年,克服了重重困难,为洛阳文博事业的发展,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其突出贡献:(1)培养了一批年青的接班人,扩大文博队伍被:1969~1977年,由博物馆原来的20多人发展到50多人。(2)筹建博物馆展览大楼。(3)恢复白马寺泥塑佛像:1973年接上级通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要访问洛阳,市政府下令立即修复白马寺,并限定一年内完成,由陈长安具体负责修复事务。由于“文革”初,白马寺受到冲击,塑像毁,如若恢复谈何容易,唯一办法是借佛,后经国家文物局报告,国务院签字同意将北京故宫慈宁宫大佛堂夹紵佛像搬迁到白马寺,历时三个月,搬运18卡车,共2300余件(套),按时完成了白马寺修复工作。(4)开创“关林朝圣大典”: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关林庙引来了台湾等地众多同胞进香团。1993年,台湾吴朝煌组织台湾多个关庙来关林祭典,使陈长安蒙生每年举行祭关的念头,报告上级,得到赞同。1994年9月13日(秋祭日)按计划举行了第一屆“中国洛阳关林国际朝圣大典”,市政府还借此平台融入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等内容。后来“朝圣”逐渐成为市政府的主要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了18屆。(5)引进“航空考古”首飞洛阳:1995年,陈长安作为《中国古代人与神》第二随展组长,赴德国埃森,在德期间经多方协议同意,于1996年5月,在洛阳实施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航空考古飞行。对洛阳石器时代遗址、偃师二里头、商城址、汉魏故城、隋唐东都城、邙山古墓群、巩县宋陵区,进行了航空拍照,还专为亡国之君墓区墓葬分布作了定位。收获巨大。(6)促进洛阳与扶余郡结为友好城市:由于陈长安发表了对扶余义慈墓地的看法,引来了韩国代表团的采访。陈长安陪同到邙山作实地考察。考察中韩方提出:要出钱发掘义慈王墓,建祠堂,每年要来祭祀,要求与洛阳市结为友好城市,陈长安向洛阳市政府汇报同意,于1996年3月,韩方扶余郡郡首俞炳敦率政府代表团来洛,协商了义慈王墓及经济技术交流问题,签订了洛阳市与扶余郡结为友好城市的备忘录。同年8月,俞炳敦再率政府代表团来洛,举行了“洛阳市与扶余郡结为友好城市”的签字仪式。(7)筹划设计“刘秀坟”神道石刻:孟津县文物旅游局为开发刘秀坟,迁走了门前的一所中学,使刘秀坟前出现一大片空地。如何利用这片空地,经专家论证后,决定由陈长安代表专家组规划设计神道石刻。陈查阅资料、寻找依据,经过一年的共同努力,创造性的完成了17件具有东汉风格的巨型石雕,并於2003年牡丹花会前安装完毕,为刘秀坟增添了光彩。

“得失俱忘,看天下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陈长安的性格正如其名:内心坦荡,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古稀之年步入白马寺,修身养性,以大乘之心待人处事。他一脚净土,一脚红尘,漫步于中庸之道,至今身体硬朗,笔耕不辍。祝陈先生健康、长寿、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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